阿米尔·霍拉萨尼：
一、问题并非始于特朗普个人
特朗普曾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反战争总统。美国右翼的一部分人也喜欢这一形象：一个似乎要降低帝国成本、让士兵回家，并用交易取代战争的人。在伊朗，这种天真的想象同样被反复复制：特朗普是商人；商人不会发动战争；他是来结束战争的。只要给特朗普数十亿美元投资机会就够了。直到今天，从齐巴卡拉姆、萨里奥尔加拉姆、扎伊达巴迪等人，到《EcoIran》与《Eghtesad Online》、伊朗《东方报》（Shargh）等媒体，仍在传播这一观念。伊萨·卡兰塔里关于同特朗普进行二十亿美元交易以阻止战争的离奇言论，并非一个退休技术官僚的个人看法，而是伊朗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即便伊朗再遭受数十次侵犯，这种意识形态似乎也不会动摇。
然而，这种分析把帝国政治误认为总统个人心理。问题从来不在于特朗普本人究竟是战争贩子还是反战争者，也不在于内塔尼亚胡是否欺骗他、将他拖入战争。这些大体上是民主党人和特朗普反对派的叙事，而他们只是在重复这些叙事。甚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重要性也是次要的；过度放大它，只会使我们偏离问题的核心图景。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作为一支帝国主义力量，正处于其历史进程中的哪一个时刻。研究“霸权稳定论”的历史学者，为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美帝国主义提供了较为准确的答案。
二、历史逻辑：从霸权到强制性支配
在帝国主义历史中，可以看到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帝国主义强国在其鼎盛时期，较少需要直接占领。它们通过货币、市场、贸易、银行、债务、国际机构、依附性精英以及隐蔽威胁来实施统治。这种状态通常被称为“霸权性支配”：一种并不只依靠武力运作，而是通过同意、依附、习惯和经济秩序来巩固的支配形式。
然而，当霸权开始出现裂痕时，帝国便不得不转向更加公开的暴力工具。过去在幕后完成的事情，如今必须搬到台前来做。隐蔽的强制力转变为展示性的强制力。政变让位于占领。威胁让位于攻击。交易让位于屈服。
这一时刻可以被理解为从“霸权”向“失去霸权基础的支配”转变：也就是说，帝国仍然想要发号施令，却已不再拥有过去那种生产同意、服从与经济秩序的能力。因此，它会更多地采取惩罚。
三、英国案例：从自由贸易到军事占领
（一）英国的霸权阶段：1815年至19世纪70年代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进入了通常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伦敦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英国是“世界工厂”；英镑、英格兰银行、保险业、航运业、皇家海军以及自由贸易理念，共同在幕后管理世界。
在这一阶段，英国并不总是需要正式占领领土。只要控制贸易通道、港口、债务、地方精英和海上安全就足够了。这就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一种不必长期在他国土地上插旗的支配形式。
（二）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霸权出现裂痕
19世纪7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和美国作为新的工业强国崛起。1873年至1896年的长期经济衰退削弱了英国实力。自由贸易不再保证英国永远是赢家。在这一时刻，英国的回应并不是和平主义。相反，它转向了“新帝国主义”。
（三）新帝国主义：埃及、非洲与布尔战争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埃及此前以非正式方式依附于英国，但由于苏伊士运河对帝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当间接控制不再足够时，直接占领便随之而来。
同一时期，围绕非洲的竞争也不断加剧。那些过去通过沿海贸易、金融影响力和非正式关系加以管理的土地，如今变成了欧洲列强之间进行军事瓜分的场域。
19世纪末的布尔战争也体现了同样的逻辑。为了维护对黄金和钻石资源的控制，并巩固自己在南非的地位，英国发动了一场血腥、昂贵且声名狼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集中营也被投入使用。
（四）这一转向的历史含义
19世纪末的这些暴力行动，并不是英国绝对强大的标志，而是权力焦虑的标志。英国已不再确信，仅凭自由贸易、银行、英镑和海上影响力就能够控制世界。因此，它在市场、资源和关键通道周围筑起军事高墙。简单说，当曼彻斯特已不足以使世界保持秩序时，开罗就必须由士兵来维持秩序。
四、美国案例：从隐蔽政变到地面部队
（一）美国的霸权阶段：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处于类似19世纪英国的地位，但它拥有新的工具。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军事基地、跨国公司以及安全机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支配网络。
美国较少需要正式殖民，并不是因为它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而是因为世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反殖民运动已经壮大，正式殖民变得成本高昂且缺乏合法性，而金融、安全和技术工具则为间接支配提供了可能。
（二）从幕后统治
在这一时期，美国并不总是需要通过军事占领来改变不受欢迎的政权。1953年伊朗政变、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和1973年智利政变都表明，华盛顿可以在不派遣正规军的情况下推翻政府、塑造新的精英，并改变国家的政治走向。这就是霸权阶段的帝国主义支配：暴力确实存在，但通常是隐蔽的、代理性的、低成本的，并且可以被否认。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相对衰落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霸权开始出现裂痕。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瓦解。欧佩克石油冲击打乱了能源秩序。1973年至1979年的滞胀削弱了美国经济。美国在全球生产中的份额下降。美国逐渐从世界最大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在这一形势下，隐蔽和间接的工具已不足以维持世界秩序。美国不得不更多地走到台前。
五、波斯湾作为帝国生命线
（一）卡特主义
1980年，吉米·卡特宣布，波斯湾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地区，华盛顿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军事力量，来维护这一地区。
这一宣示并不只是外交辞令。它意味着，波斯湾已不再只是一个遥远地区，而是帝国的生命线。石油、海上通道、地区盟友安全以及对全球竞争者的控制，在这一地区相互交织。
（二）1991年海湾战争
1991年海湾战争是这一逻辑的下一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试图宣布“世界新秩序”。这场战争并不只是为了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它更是美国技术、媒体和军事力量的一次现场直播式展示。美国希望向盟友和竞争者表明，它仍然是世界警察。
（三）阿富汗与伊拉克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美国新保守主义战略家主张，美国若要维持自己的世纪，就必须转向先发制人行动、单边主义和军事政权更替。
2001年占领阿富汗和2003年攻打伊拉克，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美国不再满足于隐蔽政变，而是派遣数十万士兵去直接占领两个国家。
历史路径十分清晰：从1953年的“阿贾克斯行动”到2003年对伊拉克的占领。这正是英国从19世纪中叶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走向1882年对开罗进行军事占领的那条道路。
六、为什么走向衰落的帝国会变得更加暴力？
（一）信誉危机
当一个霸权国家失去经济影响力时，它的盟友会开始怀疑它，竞争者也会变得更加大胆。在这一时刻，帝国为了阻止权力多米诺式崩塌，就需要一个大型而具有展示性的惩罚项目。
布尔战争之于英国，伊拉克之于美国，以及按照同样历史逻辑而言，伊朗之于当下时刻，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些战争旨在展示帝国仍然具备实施惩罚的能力，并能够重新调整其同新兴力量之间的关系。
（二）直接控制生命线
在衰落阶段，帝国已无法只信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它必须把军队这只“看得见的手”放在石油、运河、海峡、港口和能源通道之上。
对于英国而言，苏伊士运河和帝国通道至关重要。对于美国而言，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石油、石油美元以及能源通道安全具有同样地位。
（三）国内军事主义
随着经济中生产部门的削弱，军工复合体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这一结构为了自身生存，需要不断生产危机、敌人和战争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只是外交政策工具；它变成了国内经济、党派竞争、媒体、预算、技术和安全秩序的一部分。
七、为什么伊朗成为中心问题？
对于美国秩序而言，伊朗并不只是一个反对美国的国家。它是帝国多重焦虑交汇之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以及华盛顿的国际信誉。
1979年以来，伊朗处于这样一种位置：美国既无法将其完全吸纳，也无法将其完全忽视。伊朗留在华盛顿所期望的轨道之外，却又不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存在。它处于全球能源与安全格局的核心地带。
因此，制裁、金融封锁、军事威胁、隐蔽行动、破坏行动、代理人战争和谈判，都是管理这一问题的不同形式。但它们都没有达到最终目标：建立持久服从。
八、为什么协议还不够？
对美国而言，与伊朗达成协议只有在其意味着伊朗完全屈服时才是可接受的。如果一项协议意味着伊朗仍然存在、仍然讨价还价、仍然抵抗、仍然拥有独立的地区政策，并仍然处于华盛顿完整轨道之外，那么这对帝国来说是不够的。
在衰落时刻，美国需要的不只是协议，更是对世界能源的服从展示和强制性控制。问题不只是核计划、导弹、地区事务，甚至也不只是以色列。问题首先在于，伊朗必须成为一个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的典型案例：离开美国轨道是有代价的，而重返这一轨道只能通过完全屈服。如今，伊朗同时也成为制衡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竞争者的重要地缘战略空间。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伊朗和美国四十七年的谈判始终未能达成一项持久协议。每一次，表面上问题都是某一个具体议题：人质、地区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制裁以及波斯湾安全。但在所有这些议题之下，都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想要的，是一项能够把伊朗在帝国主义秩序中的位置固定下来的协议，而不是一项承认伊朗独立性的协议。
九、在这一历史逻辑中的对伊朗攻击
从这一视角看，2026年1月对伊朗的攻击，不应仅仅被归因于特朗普的性格。这次攻击只有放在帝国衰落的历史逻辑中，才能被理解。
当制裁、金融封锁、威胁、隐蔽行动和代理人战争看起来已不足以制造服从时，攻击便以“必要性”的形式出现。
然而，这种必要性并不是道德的或人道的必要性。它不是来自伊朗人民，也不是来自美国人民。它来自帝国主义机器内部：需要展示美国仍然具备实施惩罚的能力，仍然能够重塑能源通道秩序，仍然能够安抚盟友，并威慑敌人。
正如英国在衰落时刻诉诸文明、自由贸易和世界秩序的语言一样，美国也用安全、反恐、地区稳定和保护盟友的语言来解释攻击。但在两种情况下，道德语言都只是覆盖在强硬权力逻辑之上的外衣。
十、结论：反战争口号与战争逻辑
特朗普的反战争口号与对伊朗发动攻击并不矛盾。这个口号只是同一帝国在选举层面的表现形式。帝国可以带着结束战争的承诺上台，却按照战争逻辑行事。
问题并不在于特朗普说谎还是说真话。问题在于，即便是一位反战争总统，一旦站在一个走向衰落的帝国顶端，也会在一种机制中行动；这种机制要求他展示力量、惩罚敌人，并重新宣告支配地位。
历史教训简单却残酷，尽管伊朗许多人并不习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帝国的衰落不会使它们变得谦逊。相反，往往会使它们更加焦躁、更加暴力，也更加依赖展示。对伊朗的攻击，从这一角度看，并不是例外，而是一个历史模式的重复；这一模式曾经在英国历史中出现过：一个走向衰落的强权，为了证明自己仍然是世界中心，再次诉诸战争。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霸权遭遇相对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美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1973年至1979年的滞胀，以及欧佩克石油冲击，均发生在这一时期。由此，这种间接统治模式开始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公开暴力。正如许多历史学者所指出的，英国在衰落阶段转向新帝国主义，美国也在相对衰落阶段诉诸更大规模、更公开的军事干预。1991年海湾战争、占领阿富汗、2003年攻打伊拉克以及在中东的长期军事存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决策，而是同一历史模式中的组成部分。在霸权成熟阶段，帝国可以从幕后进行统治；而在衰落阶段，它不得不走到台前展示自己的力量。
从这一角度看，2026年1月对伊朗的攻击，不应仅仅被归因于特朗普的性格。对美国秩序而言，伊朗并不只是一个反对美国的国家；它是帝国多重焦虑交汇之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以及华盛顿的国际信誉。1979年以来，伊朗处于这样一种位置：美国既无法将其完全吸纳，也无法将其完全忽视。制裁、金融封锁、军事威胁、隐蔽行动和代理人战争，都是管理这一问题的不同形式。但当这些工具看起来已不足以制造服从时，攻击便以“必要性”的形式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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