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霍拉萨尼：
一、当受害者被归咎
在伊朗，“伊朗政府反美”的说法早已成为一种惯常叙事。从大学教授到政治人物，从媒体评论员到社交媒体用户，即便在经历了政变、制裁、军事威胁、暗杀、金融封锁、支持萨达姆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以及美国针对伊朗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行动之后，仍然有人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笃定反复强调：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反美主义”。
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新鲜。几乎在所有遭受美国军事、安全、制裁或情报干预的地方，总会有一部分目标社会中的人被说服，或者逐渐相信，真正的问题出在他们自己身上：出在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的口号、他们的语气、他们的“冒险主义”，以及他们所谓的“不够理性”。
这始终是美国针对目标国家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压力不仅仅体现为炸弹、航空母舰、制裁和政变，同时也是一场叙事与心理层面的行动。其关键在于让受害者相信，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并非源于侵略性权力结构本身，而是源于自己的行为。
二、“反美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清洗
在伊朗，许多人也已经内化了这种逻辑。他们不再将伊美关系置于美国帝国主义的长期历史、制裁体系、能源控制、海外基地网络、政变、军事行动以及金融施压的背景下加以理解，而是将问题简化为一种心理状态——“反美主义”。
这一表述表面上看似分析性的概念，但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历史清洗工具。它将干预、封锁和威胁的历史全部搁置一旁，然后告诉人们：问题在于你不喜欢美国，否则“全世界”都知道如何与美国相处。
这种刻板叙事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对美国自身历史的理解。在伊朗的教育体系和媒体叙事中，美国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漫画化形象：要么是绝对邪恶的魔鬼，要么是理性、民主与进步的天堂。这两种形象对于理解历史都毫无帮助。
美国并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它不会只是因为对别国行为感到“不高兴”，便迫不得已动用军事力量。美国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力量，而军事力量的运用早已成为其外交语言中的常规组成部分。
三、数字说明了什么？
根据美国国会下属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官方统计数据，从1798年至2022年，美国至少469次在境外动用武装力量。其中，1798年至1990年间共发生218次，而仅1991年至2022年间就发生了251次。这一数字具有重要意义，因为1991年正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历史节点。如果美国的军事干预仅仅是对苏联威胁的回应，那么冷战结束后相关行动理应减少。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加速。在把自己视为单极秩序胜利者之后，美国并没有减少军事介入，而是更加频繁地诉诸军事干预。
四、“被动反应式美国”的神话
这意味着，“被动反应式美国”的神话从根本上就存在问题。美国不会等待某个国家先变得“反美”，然后再带着道德上的遗憾采取行动。历史表明，美国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非洲、亚洲、中东、欧洲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进行过干预。仿佛整个世界都“不懂得如何与美国相处”。
这些国家中的许多既不是伊朗，也不存在伊斯兰共和国，更没有高喊正式的反美口号。巴拿马、格林纳达、海地、索马里、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前南斯拉夫、黎巴嫩、古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朝鲜半岛以及许多其他案例，都无法用一个心理学标签来解释。它们共同构成了同一种历史模式中的不同环节：美国始终将世界视为维护其主导秩序的军事管控空间。
五、即便这些数字也只是最低估计
即便是这469次，也仍然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这些统计并不包括秘密行动、策划政变、干预选举、资助反对派力量、中央情报局（CIA）行动、代理人战争、永久性军事基地、常规军事训练、安全合作协议、常态化驻军以及秘密特别行动等内容。换言之，如果有人仅仅依据这份官方清单来理解美国的海外行动，那么他所面对的只是被正式记录下来的最低数量，而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全部现实。如果把政变、情报行动、金融施压、制裁、代理人战争以及选举干预等因素全部纳入考察范围，那么美国全球干预的真实地图，几乎会覆盖整个世界。
六、那些没有被称为“战争”的战争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数百次行动之中，美国正式宣战的次数仅有11次，而且只涉及5场独立战争。这意味着，在大约98%的情况下，美国是在没有正式宣战的前提下动用军事力量的。
因此，美国现代历史中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被正式宣布的战争”，而是不断创造各种不被称为战争的战争形式：有限军事行动、空袭、禁飞区、特种部队行动、反恐行动、人道主义任务、使馆撤离、海外公民保护、威慑部署、区域驻军、维和行动以及多国联盟行动。在这里，战争逐渐演变成一种行政化的连续谱系。甚至连杀戮本身，也被纳入了一整套行政程序之中。
七、从越南战争结束到“反恐战争”
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至2023年的统计区间具有特殊意义。这一时期始于越南战争结束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霸权危机，经历了伊朗革命以及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布局重组，随后进入1991年海湾战争阶段，并进一步延伸至单极时代、“反恐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占领、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无人机战争、特种作战，以及美国在东欧和亚洲的新一轮军事部署。在这一时期，美国未必始终在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但几乎一直处于使用、威胁使用或准备使用军事力量的状态之中。
八、武力外交
这正是一些学者所称的“武力外交”（Armed Diplomacy）或“Kinetic Diplomacy”。在这种逻辑下，外交的主要工具不再是谈判，而是武装力量本身。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一种外交信号；制裁是一种谈判语言；无人机成为外交政策的句法结构；特种部队则构成了帝国的标点符号。美国并非只是在外交失败之后才诉诸武力。相反，武力本身就是其外交的一部分。
“军事干预项目”（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则提供了更加宏观的图景。该项目统计认为，自1776年以来，美国实施的军事干预已超过500次。其中约60%发生于1950年至2017年之间，而超过三分之一则发生在1999年之后。按理说，这本应是威胁终结、自由主义和平开启的时代；然而现实却是，美国全球军事存在进一步扩张。这正是冷战后国际秩序最核心的悖论之一：美国宣扬自由与民主，却通过军事基地、军事行动、制裁、轰炸以及特种部队来管理世界。
九、为什么“反美主义”这一标签并非无害？
在上述背景下，“反美主义”这一标签已经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颠倒了历史权力关系。它不去追问美国如何以及为何赋予自己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进行干预的权利，而是转而追问：为什么一些社会会对美国感到愤怒。它不去关注政变、制裁、战争、暗杀、封锁、扶植独裁政权以及破坏基础设施的历史，却把受害者的态度和语气本身当成问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为目标国家的国内政策进行辩护。公共讨论中最常见的话术之一，就是把任何针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批评，立即等同于对目标国家政府的支持。这种二元对立既是错误的，也会腐蚀思维能力。
反对本国政府，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外部帝国主义力量失去历史记忆。
十、帝国并不只是依靠炸弹运作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伊朗政府是否“反美”。事实上，美国恰恰通过自身长期的政策实践，不断生产出所谓的“反美主义”。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部分伊朗精英仍然坚持把这样一个国家视为单纯的、被动反应式的、值得信赖的力量——尽管它已经在全球实施了数百次军事干预，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增加了干预频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没有正式宣战，并持续扩展各种更加隐蔽、更加分散的暴力形式？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却十分沉重。因为帝国主义并不仅仅依靠炸弹运作，它同样依靠叙事运作。帝国最成功的叙事，并不一定是在华盛顿制造出来的；而是在目标社会内部，由受害者本人、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政治人物以及社交媒体用户，用自己的语言不断重复出来的。
当帝国主义暴力被解释为“美国的正常反应”，而对这种暴力的抵抗被定义为“反美主义”时，帝国所获得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军事胜利本身。它所控制的，不再只是领土、资源或战略空间，更是人们理解历史与现实的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Bacevich, Andrew J. (2002). American Empire: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ndin, Greg. (2006). Empire’s Workshop: 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Imperialism. Metropolitan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