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迈赫迪·阿斯卡里·德阿巴迪：每当战争阴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深刻的社会悲观情绪笼罩一个国家时，往往都会出现一种连锁式且反复上演的经济反应：投资者暂停投资，基础设施和建设项目陷入停滞，招聘几乎归零，资本则纷纷流向最安全的避险资产（如黄金和外汇）。
在这种恐惧与不确定性笼罩经济运行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能寄希望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恢复繁荣与希望？
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伟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不能。为了使经济摆脱此类困境，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思想——投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Investment）。
要理解这一思想的根源，就必须回到凯恩斯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第12章。在这一章中，凯恩斯指出，私人投资并非建立在精确的数学计算之上，其根本驱动力来自他所称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即企业家的热情、乐观预期以及内在行动意愿。
然而，当社会面临战争威胁或深重的社会悲观情绪时，经济将进入一种“极端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动物精神”会逐渐消失。没有任何投资者愿意建设工厂，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下个月基础设施是否依然存在。此时，自由市场机制将陷入瘫痪，经济则步入衰退与失业不断加剧的下行螺旋。
凯恩斯早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便明确警告：当一个社会的心理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崩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也将随之熄火。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2章最后得出结论：不能将投资水平——这一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完全交由私人市场情绪和心理波动所左右。他写道：“我认为，较为全面的投资社会化，是实现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
凯恩斯所谓的“社会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没收工厂。他的真实含义是：由政府对整体投资规模进行引导与保障。
当私人部门因风险而陷入瘫痪时，唯一能够摆脱短期盈利压力、并愿意为了维护国民经济而承担风险的机构，就是政府。政府应当通过规划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有针对性的建设投资预算以及引导银行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充当“最后投资者”的角色，从而维持总需求与就业的基本盘。
凯恩斯并未将这一思想停留在理论层面。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英国时，他在1940年发表的《如何支付战争费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战争威胁环境下，单纯依赖自由市场是一种战略性错误。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为，要摆脱战争危机及其后续的社会悲观情绪，政府必须掌握经济运行的主动权，并运用诸如“信贷引导”（Credit Guidance）——即将银行资金直接导向生产领域而非投机活动——以及建立独立的资本预算（Capital Budgets）等工具，稳定经济运行。
此后，诸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等当代经济学家也进一步指出，许多重大技术创新（例如互联网）实际上都源于冷战时期政府承担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而非私人资本的主动投入，因为在当时私人部门并不愿承担相关风险。
因此，当战争威胁、制裁压力或社会悲观情绪持续加重时，寄希望于私人部门主动重新启动经济增长引擎，无异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重新审视凯恩斯的思想提醒我们：在危机时期，政府不应只是消极旁观者。经济需要一个愿意承担风险、主动推进投资社会化的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向社会注入信心与发展动力，确保生产体系持续运转，避免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