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赛因·哈提卜：如果伊朗希望摆脱被动应对的状态，进入一个重塑战略威慑、调整对华关系、重新定位恰巴哈尔、调整对巴基斯坦政策、认清俄罗斯的现实局限，并为美国设计“退出窗口”的新阶段，那么就需要建立一套专业化、协调化、跨部门且不受民粹式政治竞争干扰的外交政策体系。
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外交部、安全机构、军事机构、经济部门、能源部门、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机构、中央银行、港口与海事机构，乃至国家媒体体系之间形成高度协调。在这一层面上，外交政策已不再只是大使、谈判代表或外交部某一地区司局的工作。它同时涉及能源、国际运输走廊、战略威慑、贸易、粮食、药品、叙事建构、危机管控以及多层次外交。因此，任何机构如果从政治竞争、部门利益或内部纷争的角度介入，战略在付诸实施之前就可能被不断消耗和削弱。
伊朗面临的一个严重风险，是将战略性议题转变为国内民粹主义竞争的角斗场。关于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恰巴哈尔、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与美国谈判等重大议题，不应沦为议会口号、派系竞争、媒体争斗或短期政治作秀的工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外交政策需要专业保密机制、最低限度的精英共识、明确的分工以及避免用于宣传目的。如果每一个政治派别都试图借这些议题来证明自己更具革命性、更务实、更反西方或更理性，那么国家将失去执行统一战略的能力。
外交部应当超越日常公文往来和官方立场执行的层面，逐步转型为战略知识生产与执行协调的核心枢纽。外交部需要建立一支严谨、专业且由区域研究专家组成的队伍，能够围绕战略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明确的行动方案。
对华关系涉及能源、国际运输走廊、银行、保险、科技、海上安全、巴基斯坦、瓜达尔、恰巴哈尔、沙特阿拉伯以及中美关系等多个维度。对俄关系则涵盖天然气竞争、乌克兰战争、莫斯科与以色列的关系、俄罗斯对“伊朗牌”的需求以及俄罗斯的现实局限。巴基斯坦不仅是一个斡旋者，同时也是中国的合作伙伴、沙特阿拉伯的重要伙伴、与美国保持沟通渠道的国家，以及一个借助伊朗危机抬高自身地缘政治价码的独立行为体。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朝鲜、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印度乃至美国。对于上述每一个议题，伊朗都需要专业知识，而非公众印象、粗浅的翻译材料、媒体报道，或通过西方媒体、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智库以及非正式渠道零散进入政策制定者认知体系的分析。
问题不仅在于信息不足，有时恰恰在于信息过剩——这些信息未经分类、带有引导性、带有浓厚翻译腔且缺乏分析框架。伊朗政策制定者不应透过媒体摘要来观察世界，而应针对每一个行为体建立动态、多来源、比较性研究档案，并以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学、战略文化以及该行为体的真实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例如，需要理解北京如何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能源布局、瓜达尔港、恰巴哈尔港以及对美战略竞争之间维持平衡；理解莫斯科在哪些领域将伊朗视为伙伴、在哪些领域视为天然气竞争者，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将其作为战术筹码；理解伊斯兰堡如何在中国、美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进行战略运作；理解平壤的生存逻辑、战略威慑逻辑与交易逻辑如何发挥作用。
同时，还应区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伊拉克和埃及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笼统的“阿拉伯”概念。即便是美国，也必须在分析上区分特朗普、国会、五角大楼、情报界、地区游说集团、孤立主义力量以及主战派集团之间的差异。
伊朗外交部及其外交政策体系需要建立一个“跨部门战略研究室”。这一机构不仅应提供原则性建议，更应围绕每一个战略方向制定具体执行路线图：由谁谈判、传递何种信息、在什么层级接触、提供何种让步、坚守哪些红线、遵循怎样的时间表、依托何种后备路径，以及如何应对失败情景。
没有执行方案的战略，只是一篇文章；没有战略指导的执行方案，则是盲目的官僚主义。今天的伊朗，真正需要的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